据国家卫健委2月17日公布的数据，截至2月16日24时，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，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例，累计治愈出院病例达到例。
超万名新冠肺炎“治愈者”中，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或许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名。
“熟知”是因为他的身份——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以来，他是最早进入武汉的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，是最早被确认感染的医务人员之一，还是最早被治愈的病例之一。
1月8日，作为国家医疗专家组成员，王广发随国家卫健委赴武汉指导工作，此时距华南海鲜市场关闭不到10天。1月16日，他返回北京当天即出现发热等症状，此后经核酸检测呈阳性，医院住院治疗。1月30日，经三次核酸检测呈阴性后，王广发出院，成为北京市第5名治愈出院的患者。
王广发年进入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，年曾前往日本进修，年出任北大一院呼吸内科副主任，并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。年SARS疫情期间，王广发当年3月初即奋战在第一线，并担任北大一院SARS主检医师和专家组组长，医院的SARS疾病治疗和SARS病房的筹建工作。此外，他还担任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职。
日前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，这名传染病“老兵”谈到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时说，“一个新的疾病，掌握它的全貌的确有一个过程。”而针对当下“康复者捐献血浆”的号召，王广发表示，“需要我，我可以去捐血浆，但一定要考虑用血安全”。
封面新闻：您是什么时候住院的？用了什么治疗方法？
王广发：我是（1月）21号晚住进去的，（1月）22号就不（发）烧了。治疗用了克立芝（洛匹那韦/利托那韦）。
我老是在强调这个事，（克立芝治疗）我的个例是有效的，是不是所有病人都有效，或者是整体的有效率是多少，其实并不清楚，所以现在在做临床研究。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，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对症治疗。
封面新闻：现在回顾，您当时应该是属于轻症还是重症？
王广发：我觉得应该是轻症，实际上我也是有肺炎的，但没有呼吸困难症状。
封面新闻：当时用克立芝是您自己建议的吗？
王广发：医院专家来建议给我用的，另外我有继发的细菌感染，所以用点口服的抗生素。我治疗期间没有打点滴。
封面新闻：您出院时做了三次核酸检测，都呈阴性后才出院，为什么？
王广发：因为按常规我应该测一次，中间停一天，第2天再测，两次阴性就可以了，但北京市有一条规定，必须得北京市CDC（疾控中心）再复核一次。头两次都送到朝阳的CDC（疾控中心）了，然后市CDC（疾控中心）又复核了，复核就是阴性。这个事是为了保险。
封面新闻：您现在恢复的怎样？
王广发：现在还可以，逐渐恢复。（出院之后）第1个星期是没劲、乏力，第2个星期就剩睡眠不好了。（2月）13号开始睡眠也好一点，吃饭一直没有太大问题。
封面新闻：您对用治愈者恢复期血浆治疗怎么看？
王广发：恢复期血浆，我觉得这是过去治疗一些感染性疾病的一种选择。对新冠肺炎治疗是不是有效，我没有看到确切报道。对一些重（症）病人，我觉得可以尝试，但有一些技术环节上可能要注意，比如说，抗体的滴度能到多少？抗体上来了，有没有保护作用？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用血安全。采血以后用的血浆，就有可能带来风险，血液传播的相关的疾病，有可能在采血的时候正处于窗口期，根本检测不到。所以，我觉得操作层面上要比较谨慎一些，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一些风险。
封面新闻：您现在已治愈了，您会去捐血浆吗？
王广发：需要我，我可以去捐，但需要大家一定要考虑到用血安全。
封面新闻：当时您确诊时采集了多少样本？检测了几次得出阳性结果？
王广发：当时一次（检测）就阳性。当时采集的是咽拭子还有痰。当时护士给我采样，采得我可难受了，都要吐出来，但采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采样质量其实对阳性的影响可能还是挺大的。
封面新闻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、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曾表示，“并不是所有患病的人都能检测出核酸呈阳性，而且核酸对于真实病例的检测率不过30%至50%。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？
王广发：采样，比如咽拭子、鼻拭子、留痰其实都应该做，甚至现在看来粪便也该留。如果只留一样，阳性率就低，如果把几项都留了都做了，可能阳性率会提高。咽拭子和鼻拭子的采集，有一套的操作流程，取的不够深，刮取的脱落的细胞不够多的话，可能阳性率就低。
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病程影响。比如说，可能潜伏期有排毒的，但可能更多地潜伏期不排毒，或者排毒量很少，或者轻症病人，排毒量可能也很少，这时检测检出率就低了。当然，实验室的技术，还有核酸试剂盒的质量也是影响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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